直到1763年4月乔治·格兰维尔（George Grenville）出任财政大臣后，情况才骤然改变。

首先，通过静态的救济默许行政程序瑕疵存续之法规范客观存在。[41] 4.顺序存在瑕疵 顺序是关于步骤的前后位置问题，而非数量问题。

综上，程序轻微违法应是介于违反法定程序与狭义程序瑕疵之间的过渡地带。[59] 参见梁君瑜：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之考量因素与确定规则——以撤销诉讼为中心的考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30-37页。同时，为免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之行政诉讼目的落空，对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应设置严格的适用前提。为了与广义上理解的行政程序瑕疵有所区别，本文对裁判文书中出现的这种既不被撤销也不被确认违法的程序瑕疵统称为狭义程序瑕疵。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40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制作或未送达法律文书，相对人向法院起诉的，只要能证明行政行为存在，法院即应依法受理。

诚然，与旧法单一的行政程序瑕疵类型相比，新法采取违反法定程序与程序轻微违法的二分法已属巨大进步。为了弥合这种规范与实践之间的长期疏离状态，我国应转向行政程序瑕疵的三分法，即引入狭义程序瑕疵之新类型。我们比欧洲任何国家的人都劳作得更少，而人民吃苦耐劳的习惯不仅对他们的健康和精神活力有益，而且有利于国家的福祉。

当然，美国财政宪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段时期只是有了一个基础和框架，其实质内容有赖此后不断的填充和改善。但当这些军官聚集在一个大谷仓里，而盖茨将军准备煽动兵变之时，华盛顿突然走进来，发表了一场催人泪下的演讲，暂时化解了危机。[9] 柏克在这里提到的有益的忽视（salutary neglect），实际上总结了罗伯特·沃普尔和威廉·皮特时代的英国对美洲政策。[5]这些贸易规制措施虽然对北美的经济繁荣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也给英国带来了可观的关税收入，但却因为没有让殖民地居民直接出钱而避免了强烈不满和抵制的出现。

另一方面是国家回过头来用日益强化的暴力机器对付不满的民众，使得国与民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65] 为了使偿债基金只为还债而存在，盖乐庭改革了汉密尔顿的偿债基金制度，强化了预算硬约束。

[29]由于缺乏直接向人民征税的权力，邦联议会只能正式要求（实际上是祈求）各州向邦联缴纳它们所承担的偿债份额。[64]但汉密尔顿的行事风格使偿债基金的专款专用规则没有得到严格遵循，比如，他创造性地运用这笔基金化解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危机。今天，当我们的法律学者呼吁税收法定主义乃至税收宪定主义的时候，美国建国之初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一方面，在面对经验世界的复杂性时，尤其是面对现代风险社会的多变现实的时候，试图用事先确立的规则来限定政府应对未来挑战的灵活选择是不现实的。[18]See E. J. Ferguson, The Power of the Purse: A History of American Public Finance, 1776-179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1. [19]Jerry W. Markham,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 From Christopher Columbus to the Robber Barons, M. E. Sharpe, 2002,p. 75. [20]Merill Jensen,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cial-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4-1781，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0, p. 189. [21]罗伯特·莫里斯被称为美国革命的财务主管，他为美国革命筹集经费的努力和成就有许多文献加以研究，请参阅：Charles Rapp-leye, Robert Moms, Financier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imon and Schuster, 2010。

先是在公平而且公开的国会讨论中、而后在总统内阁中遭遇前所未有的锲而不舍的天才的抵制，支持它的论证最终说服了本国可以引以为傲的那些纯粹而明智的心灵，它最终变成了法律。[24]他的方案是将部分邦联债务折算成硬币价值，并分摊到各州，由各州主要通过5％的进口税来偿还。但此后的发展表明，联邦承揽各州债务（Federal Assumption of State Debts）是美国联邦政府强化自身财权，也因此使自身变得强大的关键所在。给定这个背景，如下事实便不足为奇了：19世纪围绕内部改进、金融、货币、关税、公地以及最终的分离和奴隶制而展开的冲突主要是以国家与各州的宪法权力为语法来界定和争夺的。

《邦联条例》所创建的政府结构不利于清偿国债，或者说，其所要求的以各州为清偿主体的还债模式会导致邦联的解体。汉密尔顿于次年一月中旬提交了这份后来被称为公共信用报告的文件，这被认为是美国财政史上最重要的官方文件。

[67]国家信用体系和以此为基础的金融市场的建立是汉密尔顿的首要贡献。实际上，英国对北美居民直接征税的时间并不长，始自1764年。

第二，君主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受到限制，君主未经议会同意而在事后改变规则的能力受到约束。[21] 任职后，罗伯特·莫里斯曾经试图清偿国债。[63]其二，保持收支大体平衡，防止借东墙补西墙式滚雪球借债。[57]这种对公心和美德的强调表明汉密尔顿是一位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信奉者。因此，通过对这一段历史的梳理，可以分析出美国财政宪法的生成机制和活力来源。这个本来很有争议的建议由于前面提到过的首都选址一汉密尔顿方案交易而得到众议院支持，最终变成了《筹资法》（ Funding Act）。

（四）国家信用（public credit ）[66]的建立 I.8.2授权国会以合众国的信用做担保来借款。当时，人们更愿意接受的是以土地为担保的票据。

盖乐庭在国家负债问题上与汉密尔顿观点不同。其次是财政度支的不均衡，国家在取得收入后主要用于军队和其他有组织暴力，这导致两个结果：一方面是军队只对政府效忠，攻城掠地的战利品收益也都归于国家，民众从国家的军事胜利中所得甚少。

[40]五分之三条款最终被第十四修正案所废除，但代表性与征税权之间的因果关系却一直是美国宪法的重要原则。[36]它是一场由债务危机导致的没有硝烟的革命。

另一方面，宪法和法律的文本的确十分重要，但其重要性需要政治行动者的认真对待才能被激发出来。[2]这个阶段发挥最关键作用的人物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此前政府更像是一个公司，政府官员与公共服务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生意人和顾客之间的关系，收取办事费和拿回扣不是被法律禁止的腐败行为，而是普通法所认可的合法行为。如果共和党人在制宪会议上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如果杰弗逊的长期盟友在制宪过程中不是和汉密尔顿结盟而是站在杰弗逊一边，[80]美国宪法就不会是如今这个样子。

同时，随着国家信用的增强，国债债权在市场上必然增值，从而使人们更愿意购买国债，这样会形成另一个良性循环。麦迪逊把汉密尔顿所代表的联邦党人称为财政党（Fiscal Party）。

有学者指出：当国会讨论他野心勃勃的经济发展方案时，汉密尔顿充分利用了他的信息优势。该书认为，把个性、利益和政治理念迥异的美国建国元勋们连接成美国合伙人进而完成建国伟业的，正是个性低调、把个人野心放在友情和荣誉之下的麦迪逊。

一旦国家有了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另一个问题就浮现出来：如何控制这个倾向于变得贪得无厌的利维坦，使其收支能够接受监督，并服务于公共利益。……（18）制定为执行上述各项权力和由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其任何部门或官员的一切其他权力所必要而适当的各项法律。

随后又在布尔与杰弗逊在选举人团投票中僵持不下的时候，帮助他的政敌杰弗逊击败了布尔。众议员更像是直接对选民负责的个人，而不是各州的代表。莫顿·凯勒教授很简明地概括了这个过程：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通过一场很接地气的政治交易得到落实，这一交易与制宪会议本身所体现的接地气的妥协并无二致。[10]Don Cook, Long Fuse: How England Lost the American Colonies, 1760-1785，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5，P. 3 [11]Jan Glete, War and the State in Early Moden丨Europe: Spain, the Dutch Republic, and Sweden as Fiscal-Military States, 1500-1660,Routledge, 2002, p. 4. [12]Douglass C. North and Barry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49 （4）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803，829（Dec.，1989）． [13]Gary W. Cox, Was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a Constitutional Watershed? 72 （3）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67 （ Sept.，2012）． [14]Albert Gallatin s Speech, 7 Annals of Congress 1133（1798）． [15]几乎所有研究北美殖民地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作品都会提到这一点。

对这种情况，凯恩斯曾经诙谐地说：如果你欠银行经理1000英镑，你的命运就掌握在他手里。不仅如此，汉密尔顿还培育了美国证券市场，一手策划和执行了将国家的公共债务从责任转变为资产的行动。

汉密尔顿深受英国宪制的影响，试图将联邦政府打造成美国国家利益的总信托人，而将自己的财政部塑造成英国财政大臣式的总管家。而此时同样来自宾州的另一位参议员、汉密尔顿的老朋友罗伯特·莫里斯提出了剥夺盖乐庭参议员资格的动议。

正如《马里兰日报》在1790年2月3日刊登的一篇评论汉密尔顿的筹款建议的读者来信所说：我们的公债状况以及它所带来的尴尬是给我们带来这部《宪法》的那场革命的主要原因。[4]革命的理论家熟悉英国《大宪章》以来逐渐形成的无代表，不纳税原则。